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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诉分开存在效率和内部监督的实质化问题。”张军介绍，以往很多地方检察机关实行捕诉分开，包括最高检是由同一个副检察长分管，能想象这个内部制约的效果会怎样。同时还有效率的问题，捕的时候熟悉了的案件，诉的时候是一个全新案件，重新熟悉影响效率。第三个问题是质量，比如公安机关移送批捕是三个罪名，比如毒品、抢劫、盗窃，一看有毒品现场查获，批捕了。但另两个罪名就未必很仔细地去审查。两个月以后，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毒品罪没有问题，最终宣告有罪。但另两个罪名需要进一步补查的，只好退捕，而公安机关又有新的任务，谁来承担？就算有人能做，证据散失，影响了法庭指控犯罪的质量。

刘修文委员说，修订草案二审稿第68条规定“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有权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3月发布的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2018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1737件，审结1252件；共受理省、市级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20件，审结8件。从实际的案件数量来看，目前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占主导地位，因此建议把“检察机关”纳入到破坏森林资源的诉讼主体中。

同时，谁来监督这一运行机制？张军表示，除了内部科学化办案指标之外，相关监督机制都会跟上。同时，如果该捕的不捕，公安机关可以提请检察机关复议。维持不捕的，公安机关还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提请复核。“这个监督会更直接、更有力。”张军说，如果勉强捕了，不诉出去，办案组检察官就认为你捕错了，就算可以勉强上法庭起诉，法院怎么可能勉强给你维持呢？这是另一个约束机制，绝不会勉强定罪。

——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各类风险。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把主动防范化解对外投融资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早识别、早预警、早应对，有效处置风险点，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二、优化募资方式（三）拓宽社会资本参与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对外投融资基金在境内外市场面向各类社会资本投资者募集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出资参与对外投融资基金，鼓励资金来源多元化。

这意味着，月收入大于等于16667元的职工，每月最多可税前抵扣1000元。简单理解，就相当于个税起征点从当前的3500元调整至4500元；月收入在16667元以下，可税前抵扣月收入*6%。每日经济新闻（微信号：nbdnews）记者以一个上海市职工月收入2万元为例，由于高于16667元的界限，最多可税前抵扣1000元。为了计算简便，假设每月都是1000元总共免税20年，对应合计免税收入为1000*12*20=24万元。若不免税，则这24万需要缴纳6万元个人所得税（*25%），剩余18万元。

在前不久结束的夏季游泳锦标赛上，宁泽涛以49秒67的成绩顺利获得男子100自预赛第一，并拿到全运会资格，随后他退出夏季赛。七月份前往澳大利亚，跟随外教布朗展开训练，这是宁泽涛在澳大利亚训练期间的一场热身赛事。由于该项赛事是昆士兰群众性游泳赛事，所以分成很多年龄段组，宁泽涛在19岁及以上级别组出场。州级别的选手，对宁泽涛构不成丝毫威胁。宁泽涛只能依靠个人力量投入比赛。由于这项赛事属于昆士兰短池锦标赛的预赛，谈不上有决赛，选手只比一枪定预赛排名。宁泽涛在周六进行的50米自由泳上或许还没找准状态，他以21秒77获得19岁以上组第一。该成绩离他在2014年短池世锦赛上游出的21秒26的全国纪录还有段距离。